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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发布时间:2019/10/9 14:30:33     点击次数:72      

一、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与对外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先后恢复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统一方向发展;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对外工作开创新局面。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向世界展示了一幅全新的作战图景:陆、海、空、天、电多维一体,指挥控制系统和侦察监视系统、精确制导武器、隐身飞机等高技术武器装备成为制约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无法回避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海湾战争是机械化战争迈向信息化战争的转折点,引发了世界性军事变革浪潮。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紧紧抓住“打得赢”“不变质”两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相继作出一系列战略规划和部署,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在改革中不断迈出新步伐。

  199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即全军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个总要求,对全军尤其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通盘筹划和推进军队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海湾战争爆发后,江泽民三次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研讨会,提出要看清国际形势的变化,研究将来的战争究竟怎样打,下大气力发展国防科技,通盘考虑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1993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军事战略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一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抓住了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指明了发展方向。200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又提出了军队建设要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任务,以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

  人民解放军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先后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问题。1995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为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基本法规。1999年7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制定颁布《军队党委工作条例》和《党支部工作条例》,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不断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确保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一致。全军广泛开展“四个教育”、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主题教育,使全军官兵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保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1992年下半年至1994年底,全军体制编制进行了初步调整精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宣布中国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通过精简和调整,陆军部队的比重下降,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部队的比重上升,向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装备管理体制和后勤保障体制初步理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初步达到了精简员额、收缩摊子、优化结构的目的,为进一步实现“精兵、合成、高效”创造了条件。

  军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逐渐显现。1998年7月,党中央果断作出军队一律停止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消除了很多隐患,对于维护军队良好形象、促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重点加强国防科研,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官兵的科技素质,建立科学的体制编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是对人民解放军建设新模式的确定。

  全军积极探索军事训练的新路子、新模式。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组织系列军事演习,探索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既锻炼和检验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对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97年,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开展高技术条件下“以劣胜优三两招”活动,这是新时期群众性科技练兵的雏形。1998年9月,总参谋部在沈阳军区某集团军举办全军运用高科技知识、普及深化训练改革成果的集训活动。2000年10月,总参谋部在四个地区联合进行科技练兵成果交流活动—“砺剑—2000”演习。这次演习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侦察传感技术、电子对抗技术、仿真模拟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演练和检验新的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交流全军部队科技练兵的最新成果。这是1964年大比武以来演练层次最高、运用技术最新、涉及范围最广的全军性军事训练成果交流活动,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迈出了历史性的新步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投入有所增加。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方针,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努力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9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装备部。全军装备建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赶有所不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国防科技方面,坚持科研先行,积极开发国防关键技术,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在微电子、信息、传感、通信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为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中央军委对全军院校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军事人才培养逐步走上军队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并行的道路,使全军各级指挥员的专业文化素质大为提高。军队后勤保障体制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1998年,中央军委作出先实行军区联勤体制,再逐步向大联勤体制过渡,最终建立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体制的战略决策。全军从2000年1月1日起试行三军联勤体制。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对兵役制度和士官制度进行了改革。1998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兵役法的决定,对兵役制度作了重大调整,实行“两个结合”兵役制度,把志愿兵制度提升到与义务兵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缩短了义务兵服现役期限,完善了预备役制度。这是保证新形势下兵役工作顺利进行的重大举措。1999年6月颁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对现役士兵服役制度特别是士官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99年12月1日起,新的士官制度开始实施,人民解放军士兵队伍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士官成为军队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在保家卫国的同时,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参与大量扶贫和抢险救灾工作。在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筑路修桥和抗洪抢险第一线,都有官兵奋不顾身、冲锋在前的身影。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两岸交流的扩大

  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后,中英两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前期合作基本顺利。1989年后,特别是苏东剧变发生后,英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双方在香港后过渡时期要加强磋商与合作的精神,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1991年12月,英方突然宣布更换香港总督。新任总督彭定康上任不久,便公然在其施政报告中抛出要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重大改变的“宪制改革”方案,即所谓的“政改方案”。这一方案完全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有关规定,其实质是试图制造一个既成事实,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以阻挠和对抗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在中国政府反复努力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党中央从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和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大局出发,于1992年底提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中国政府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紧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工作。

  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委会成员由内地和香港的各方面人士和专家组成,其中香港委员不少于50%。从1993年7月到1996年1月,预委会在成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广泛征求港人和内地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就未来香港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和民生等各方面问题提出了46份比较系统的书面建议和意见,有些还形成了正式文件,为正式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打下了良好基础。预委会的有效运转,给港英当局以有力的回击,迫使英国政府调整了对抗政策。在香港过渡期的最后几年,中国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也为正式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工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筹委会成立后,立即开始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组建问题,在香港展开大规模的咨询活动。11月初,筹委会在广泛征求香港各界意见基础上,推选出400位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揭开了全面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序幕。12月11日,全体推委会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12月16日,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207号令,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2月21日,推委会在深圳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60名议员。从此,香港进入一个港人自己拥有立法权的新时代,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举行。6月30日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降下,象征着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乐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交接仪式结束后,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

  在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澳门回归问题也提上日程。由于中葡双方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关系,关于澳门回归问题的谈判进展顺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也进行得平稳顺利。1998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从9月起,筹委会就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在澳门开展了广泛的咨询活动,在充分吸纳澳门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1999年4月10日,筹委会全体会议以无记名和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5月15日,推选委员会在澳门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5月20日,朱镕基总理签署国务院第264号令,任命何厚铧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经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一年多紧张、高效的工作,顺利完成了澳门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

  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举世关注的重要时刻。从这一刻起,澳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澳门的胜利回归,是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树立的又一座丰碑。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特区政府沉着应对,香港、澳门各界人士携手努力,妥善处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事实充分表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是成功的。1999年12月28日,国务院将新华社香港分社、澳门分社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作为中央政府授权的工作机构继续在香港、澳门地区履行职责。

  在香港、澳门回归过程中,党中央稳步推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自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有限制地开放探亲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展开。1990年12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对台工作会议,重申国共两党应尽早接触谈判,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两岸双向、直接“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1991年底,祖国大陆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进展。1992年3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台湾海基会)开始进行事务性商谈,于11月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于1993年4月在新加坡成功举行“汪辜会谈”,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等四项协议,由此突破了以往台湾当局规定的同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从1993年8月到1995年1月,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先后举行三次副会长、副董事长级的会谈及六次副秘书长级的工作商谈,以解决两岸交往中的若干具体问题,推进协商进程。1994年3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将保护台商投资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促进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同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召开对台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对台经济工作,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台商在祖国大陆的合法权益,改善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环境,为台商投资创造更为有利和方便的条件。

  为进一步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党中央科学分析台湾局势和两岸交流发展趋势,深入思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1995年春节前夕,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6。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8。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这个讲话,既体现了中国政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又充分考虑到2100万台湾同胞的愿望和台湾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为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统一开辟了新的前景。

  江泽民关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公布后,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但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逐步巩固其地位,开始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并采取了一系列分裂步骤,破坏两岸关系发展。1995年6月,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访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公开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声称要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将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的“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推到高潮。1999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又抛出所谓“两国论”,声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2000年3月,台湾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赢得选举后作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但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久又否认存在“九二共识”。2002年8月,陈水扁公然声称“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鼓吹要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

  针对岛内“台独”分裂活动,中央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从政治、军事、外交、舆论等方面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1995年下半年至1996年3月在台湾海峡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打击了台湾分裂势力的气焰。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营造了遏制“台独”分裂图谋和推进两岸交流的宏观环境。

  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关系新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初,在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后,党中央正确分析和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应对国际关系新变化及科技迅猛发展的影响和挑战,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纪之交,中国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

  这一时期,我国提出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根据这一原则,我国分别同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及欧盟等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俄随即建交,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两国宣布互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俄,提出建立中俄新型关系的六点原则主张。1996年4月,中俄宣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国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双边关系的发展,双方都应尊重对方选择的发展道路。中俄关系稳步发展,促进了两国间遗留问题的解决。经过谈判,双方继1991年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之后,又于1994年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解决了两国间绝大部分地段的边界问题。双方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加强。

  中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几次波折,但总体上稳定并有发展。继1993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正式会晤后,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为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确定了框架和发展方向,宣布将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次访问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的,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并在上海公开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不”主张。然而,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2001年4月1日,中美战机在中国南海空域发生撞机事件。对此,中国同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1991年,中国同西欧的关系恢复正常。1994年9月,江泽民访问法国,提出中国发展与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1997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法两国应承前启后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中英两国宣布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同欧盟领导人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随后,欧盟决定加强中欧政治对话和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同欧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均显示出良好的前景。

  中日两国保持高层接触,双边关系继续发展。1995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表示愿意深刻反省那段历史。此后一段时间内,尽管日本在对待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仍不时有反复,但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关系保持继续发展,高层互访也很频繁。1998年11月,江泽民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就发展新世纪两国关系达成共识,并发表《中日联合宣言》,确认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取得新的进展。

  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12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确立了建立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向和指导原则。2001年,为促进同东盟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发展,中国首倡并大力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2002年11月,双方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中国同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得到很大发展。

  1996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江泽民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南亚国家。访印期间,中印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访巴期间,中巴宣布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巴期间,江泽民还提出中国与南亚国家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五点主张。2001年底,阿富汗新政府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1992年初,中国同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中亚五国建交。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首脑在上海举行会晤,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五国机制”正式形成。1997年,中、哈、吉、俄、塔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进一步巩固了“上海五国机制”。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就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达成广泛共识。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它首倡以相互信任、裁军和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提供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以及“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

  中国始终关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一贯主张北南双方通过对话改善关系,积极倡导和参与有关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磋商和对话,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实施稳定周边战略的同时,中国加强了与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稳定发展,高层往来频繁,合作不断加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支持,保持了传统友谊。1996年5月,江泽民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出巩固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的5点建议。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中国宣布,在未来2年内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快速深入发展,南美地区除巴拉圭外所有国家均同我国建交。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日趋活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根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的原则,中国继续以联合国为中心参与多边外交各个领域的活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00年9月7日,在中国倡议下,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美、俄、英、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举行联合国历史上的首次会晤。

  这一时期中国多边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加一系列地区性多边组织,坚定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原则下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区域性对话与合作。2001年10月,在上海成功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江泽民主持下,与会各成员国领导人围绕“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这次会议对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促进亚太地区经济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外交、国防战略调整和“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赴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在八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向美国社会各界介绍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共识,还签署了一系列协定。这一重要外交活动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朝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进行重大调整。

  外交政策的调整

  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后,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了重大调整。这就是明确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除一如既往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之外,还要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为此,党和政府逐步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外交上作出两个重大决策: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这为随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变化,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这一时期,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了不同看法,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并迫在眉睫的观点。1980年初,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他还明确提出“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并不顺利,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197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虽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但后来美国政府并未完全兑现自己的承诺。在美苏争霸的战略格局中,苏联日渐处于衰势,多次提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改变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1982年,为争取和平、寻求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中国政府开始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作为新时期基本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强调,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报告还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愿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后来,这四项原则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到8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更加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转变。他说,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这两个重大转变,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个转变,有利于使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指出:“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第二个转变,则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特点更加鲜明。“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从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作了归纳和总结。这表明,中国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

  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使中国在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到1989年,中国的建交国总数达到137个。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在发展同朝鲜、巴基斯坦等国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重视妥善处理与一些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注意严格区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和发展。在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经济合作四项原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了更深厚的经济基础。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加各种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公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中国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努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致力于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

  处理中美、中苏关系,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方面之一。尽管因售台武器等问题中美关系曾受到严峻考验,但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两国双边关系保持稳定发展,两国间的各层级交往有所加强,经贸、科技、文教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扩大,文化交流逐年增加。中苏两国从1982年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的几个障碍基本解决,两国关系逐步好转。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20多年的两党两国关系终于实现正常化,为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良好基础。

  经过对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中国外交得到全方位发展,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随之发生转变。1985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要求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走精兵之路,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人民解放军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成功开创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

  为了适应上述战略性转变,198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决策,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根本目的,是要逐步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强的精兵。1985年开始的百万大裁军,将大军区数量由原来的11个调整为7个。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大军区机关都在原定额基础上精简近一半。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撤并部分其他院校。保留陆军的军统一整编为集团军,将装甲兵部队全部,炮兵、高炮部队大部及部分野战工兵部队编入陆军集团军序列,有的增编了电子对抗分队,有的还组建了陆航团。陆军集团军的组建,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现代化合成军队的重要一步。

  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为机遇,军队的全面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思想政治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进。1987年1月,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和指导思想,提出加强以思想、纪律为重点的思想教育等8个方面的内容。1990年1月,中央军委颁布《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各地各部队广泛开展了创建“双拥”模范城(县)活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发展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1988年7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这一《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构成新时期人民解放军干部制度的基本框架,是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建设迈出新步伐的重要标志。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授予17名军官上将军衔。10月1日,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全军更换新的制式服装。

  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家领土主权斗争中作出新贡献。在中越边境,继1984年收复老山后,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老山坚守防御作战。1988年3月14日,我海军舰船对窜到我赤瓜礁海区进行挑衅的越南海军舰船进行还击。这些自卫还击作战,保卫了我国领土主权完整,维护了国家尊严,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的形象。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坚持过紧日子,克服诸多困难,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与此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主动为国家排忧解难,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工程建设;腾出部分机场、港口、设备和空闲的营房、仓库、场地等为地方建设服务;全军医院和大部分服务设施向地方开放;军工企业走军民结合的道路,积极发展民用产品生产,1980年至1992年民用产品的产值年均以20%的幅度增长。这些举措和行动,都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还积极担负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任务。1987年五六月间,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和空军部队为扑灭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北部地区特大森林火灾作出了重大贡献。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与初步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正视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

  “一国两制”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中美建交和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解决台湾问题被提上党和国家重要议事日程。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指出,中国“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1979年1月1日,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同日,中国政府以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对台湾的政策,他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明确指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这九条方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基本构想。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为国家在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提供了直接的宪法依据。

  根据“一国两制”构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主要内容是:“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这六条方针,进一步充实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内容,使其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一国两制”构想虽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在实践中首先被运用到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并取得成功。

  香港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相继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的香港岛、九龙并强租新界地区。按照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新界租期为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新界占整个香港地区面积的92%,香港的能源和主要工业都在这里,离开新界,香港岛和九龙无法单独生存。1979年,新界租期还有18年即将期满。由于面临新界土地契约能否跨越“九七”,投资者开始裹足不前。英国政府此时提出了香港未来地位问题,试图借中国百废待兴之机向中国施加压力,取得管治香港的长期权力。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邓小平表示不能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以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建议。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决定。中国政府对处理香港问题确定了两条原则:一是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二是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正式拉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会谈中,撒切尔夫人强调香港的繁荣有赖于英国的统治,并说如果现在对英国的管理实行或宣布重大改变,将对香港产生灾难性影响,强烈表示不能单方面废除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邓小平还强调,如果在15年的过渡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的谈话,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按时收回香港的坚定决心。通过这次会谈,中方掌握了收回香港的主动权,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就这样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定了下来。

  1982年10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1984年9月,中英双方在中方政策基础上达成协议。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从此,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

  香港回归进入过渡期后,中国政府开始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各项方针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当香港回归进程启动之后,澳门回归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澳门,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世纪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成为我国和平统一过程中面临的另一个历史问题。1986年6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开始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谈判比较顺利,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一国两制”构想在澳门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

  香港、澳门回归进程的启动,证明“一国两制”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香港、澳门等地的历史和现实,是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方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范例。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奋起。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内外发展大势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他们的帮派势力仍遍布全国许多部门和地区,有些还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稳定局势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经过艰苦努力,到1977年上半年,派性造成的武斗和动乱基本被制止。到1978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取得显著成果,人民群众期盼已久的安定政治局面开始形成。

  然而,十年内乱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混乱的形成,固然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兴风作浪有直接关系,但也与在错误方针指导下作出的一些决定和采取的一些措施有关,与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有关。而这种情况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仅没有得到纠正,相反却得到延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和贯彻“两个凡是”错误方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拒绝对事物作任何分析的方针,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1977年8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重新恢复工作,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1977年底到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大会总结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党的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年二三月间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与此同时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停止活动的政协重新恢复工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实践发展却步履维艰。揭批“四人帮”运动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严重影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然而,解决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打破,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明确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由于它同“两个凡是”尖锐对立,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因此也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邓小平等的大力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更是踊跃参与,站到讨论的前沿。实践表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着眼大局,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这场讨论的落脚点,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成为引导人们思考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通过这场讨论,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反思过去的曲折,思考未来的出路,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开始出现酝酿对外开放和对若干体制进行改革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对外交往迅速扩大。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走出国门,在了解国际形势的同时,无不强烈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状况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作出世界战争可能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1978年3月,邓小平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总体思路开始形成。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与会者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9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刚刚受到冲击的时候,对我国发展的紧迫性和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刻认识的邓小平,先是在中央领导层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随后,又到部分省市,同地方领导人谈思考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结束,转入正常工作,从而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主张。邓小平的这些重要主张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准备了充分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但因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在关于真理标准等问题上几次思想交锋,使会议议程发生改变。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在与会者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提出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强调:“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讲话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就是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示范力量,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日到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作出的这项决策,解决了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围绕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全会还在一系列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上,作出了重大决策。

  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认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会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强调,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由此,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全会还讨论了民主法制问题。会议认为,由于还存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局面。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完全同意邓小平关于发扬经济民主的论断。全会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会肯定了权力下放的原则,并指出,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全会十分重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为调动几亿农民的积极性,全会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销售价格等。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尽管依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已经开始着手克服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

  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内的实际情况,全会要求在几年中逐步改变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状况,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解决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针对前两年出现的冒进问题,全会强调要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

  全会阐发了对外开放方针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全会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总结和吸取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要求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这些规定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对党的组织和纪律的破坏,克服粉碎“四人帮”以来依然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在1976年发出的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全会在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全会决定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作。全会郑重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九人为中央委员。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次全会后,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从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际工作的领导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由于上述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我国的改革开放由这次全会揭开了序幕,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一切,显示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踏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征程,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四、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个时期前后历时整整27年。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是对于党在这个时期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本质和主流所做的科学概括。

  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主要是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从总体上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探索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个时期取得的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我们确立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即:国体——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不仅巩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而且为当代中国尔后的一切发展、进步创造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的巨大进展。

  首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累计达4956.43亿元。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在毛泽东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我们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的、持续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其次,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相当快的。

  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3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

  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年产13.52万辆。

  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来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这个数字虽然还不高,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是很明显的。

  再次,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建设事业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

  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村居民从1952年的65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镇居民同期从154元增加到365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56.5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长起来。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7850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普遍建立了县、区(社)两级医疗卫生机构,60年代又在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个时期,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预期寿命随之显著延长,1949年仅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中国运动员共获得22项世界冠军,打破和超过171项世界纪录。中国人不再被讥笑为“东亚病夫”了。

  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地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些进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初步而有力的显示。

  第三,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重要的积极成果。

  在探索刚刚起步时,毛泽东就论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和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此后,党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初步作出了正确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努力的目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还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并为巩固国防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积累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相结合的独创性经验。

  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之后,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这些思想成果,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第四,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正因为取得了以上这些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才得以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国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五、坚持独立自主 反对霸权主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国际局势的发展充满动荡和曲折,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党和国家在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展外交工作。在同美国对抗,同苏联论战的过程中,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

  中国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发展

  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自50年代中期以后处于高涨之中。积极支持亚非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反对英法侵略的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古巴、巴拿马等国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国都给予热情的声援。中国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也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中国同大批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拉丁美洲的古巴就是在1960年9月同中国建交的。中古建交揭开了中拉关系的新篇章。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从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出发,争取“中间地带”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等多次出访亚非国家,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增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展现了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亚非国家领导人也频频访问中国。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时提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及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受到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热烈欢迎。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迅速取得成效。1960年1月至1963年3月,中国根据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原则,通过互谅互让的平等协商,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五国签订协定或条约,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日之间通过民间渠道,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发展了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开外交局面的重大成果。

  60年代初期,中国南面的周边形势因中印边界冲突变得严峻起来。中印之间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边界,只存在一条根据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1959年8月以后,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1962年10月,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历时33天,收复了1959年8月以后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后即在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又遣还全部印军战俘和归还缴获的武器及军用物资。中国力求控制并平息边界冲突的行动证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以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大局为重的。

  中美对抗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就中美关系而言,这十年间有两个问题最尖锐:一是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二是美国武装侵略越南,威胁中国安全。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并采取一些措施打破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僵局,但这些努力未能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1955年3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加紧制造“两个中国”,并纵容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的骚扰和破坏。台湾海峡局势从1957年起再度紧张起来。年底,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企图单方面降低谈判级别而中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多次声称美国将继续实行对华政策三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封锁和贸易禁运。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调整政策,从争取缓和转为加强对美斗争。1958年夏,中东地区掀起了推翻亲美政权的风暴。党中央和毛泽东抓住时机,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决定以炮击金门的方式把台湾问题提出来。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金门国民党军实施大规模猛烈炮击,历时两个多小时,发出近三万发炮弹。次日,又进行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连续几天的炮火,基本实现了对金门的封锁。

  金门炮声一响,美国急忙增兵台湾海峡,一方面扬言要“保护”金门、马祖等有关阵地,并从9月7日起派军舰进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护航;另一方面又要求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针对美方的举动,中央决定继续对金门实施炮击,以打击国民党军的方式反对美军的护航行动,同时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随着金门炮击的进一步发展,美国进退两难,美蒋在金门、马祖撤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美国企图从金门、马祖脱身,换取中国同意对台湾和澎湖不使用武力,实际仍然是要搞“两个中国”。为粉碎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同时考虑到国民党集团也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把金门、马祖暂留台湾当局手中。这意味着将过去设想的先收复金门、马祖,再解放台湾的“两步走”方针,改变为“一揽子解决”台、澎、金、马问题。10月6日和26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这两份文告向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晓以民族大义,指出双方都同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第二份文告还宣布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以利金门诸岛得到充分的供应。此后,台湾海峡的斗争就从以军事形式为主转向以政治和外交形式为主,中美之间的僵局一直持续多年。

  炮击金门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和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有力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和决心。这次炮击也使得美国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在大规模炮击停止之后,毛泽东请人给台湾领导人带话,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的控制,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军队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台湾的小枝在同美国的大枝连,总要被压断的,将来要变成殖民地或被托管的。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1963年1月,周恩来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转达给台湾当局。“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构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重的胸怀和面对实际、从现实出发的精神,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5年,美国急剧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美两国再次走到热战边缘。中共中央严正表明援越抗美的立场,并下达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军民“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要求,中方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1965年6月至1968年3月,先后入越的部队达32万余人,他们同越南军民一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越南北方的领空和交通运输线。援越抗美斗争,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威胁、维护世界和平的大无畏精神。

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

  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人民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伟大道路。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无数无畏的英雄和不屈的战士。随着斗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向共产党靠拢,这种现象曾经被人称作是“开万国未有之奇”。

  没有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中,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引领的发展道路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形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连坚决反共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底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中国不存在抵制共产主义的基础。”虽然他对此并不甘心。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建国方案,而且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的时间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它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也都在这场前赴后继的伟大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其中,革命领袖群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居于首要地位。早在大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他是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成功革命道路的主要代表。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坚强的革命者,从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来自国民党营垒的一些人士的肯定。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他说:“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都在中国革命斗争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等,即使在最艰苦的年代,也始终坚持革命的立场,与共产党站在一起。邓演达、李公朴、闻一多等,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也都先后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进入20世纪,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斗争,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说过,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堆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些国际友人还直接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有的已经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经历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两个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一条根本性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中国人民的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尤其是理论建设,要求党员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努力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培育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整风等新的形式,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由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受到人民真心的拥护和支持,能够使自己不断地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而赢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国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或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其中的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是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标志。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各族人民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阶级联合压迫与剥削的历史,结束了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的障碍,创造了政治的前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1/4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在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说:在过去28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在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同时,努力建设新中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更加伟大和更加艰苦的道路。

七、党的七大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战斗。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负有总结以往的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务。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这次大会距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已有17年。

  毛泽东向大会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

  党的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大会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具体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大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并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七大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倾向。这就使党的路线方针的顺利贯彻有了根本的保证。

  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就使全党有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七大通过的党章重申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中明确规定:“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这个规定的主要点,在后来历次修订的党章中一直延续下来,对于严肃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坚持了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二)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来;(三)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进来。在酝酿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过程中,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和限制。选举时,许多代表不愿意选王明等人,中央做说服工作,结果王明也当选为中央委员。最终,七大选举产生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6月11日,七大闭幕。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主席,朱德等为副主席。这就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在报告中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20世纪初期,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的比较鉴别,终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英勇奋斗。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

  在同盟国军队于各战场陆续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后,中国战场于1943年秋季起逐步转入战略反攻。1944年至194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发起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沦陷区城市党组织积极开展瓦解日、伪军工作,组织地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反攻。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七道全面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这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面对这种局面,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大片国土。

  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随即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日即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对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它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三,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第四,它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因此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军力(主要是陆军的大部分兵力),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对于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战略配合的重要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中国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伟大的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军队与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与后方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特别是敌后军民广泛开展的游击战的巧妙战术和作战方法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使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在八年全国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增加。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战争中,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主要战绩统计表

(1937年9月—1945年10月11日)

类 别

日 军

伪 军

合 计

消灭日、伪军

毙伤(人)

520463

490130

1010593

俘虏(人)

6213

512933

519146

投降反正(人)

746

183632

184378

小计(人)

527422

1186695

1714117

主要缴获

长短枪(支)

682831

轻重机枪(挺)

11895

各种口径炮(门)

1852

作战总次数(次)

125165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经过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形势又一次跌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再次遇到严重失败的考验。在险境中,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正确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不畏艰难,斩关夺隘,长驱数万里,终于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带着笨重的机器,八万多人在山间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常常一夜只翻一个山坳。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渡过湘江。由长征出发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

  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在渡过湘江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的事业,损害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又从反面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到遵义会议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挫折、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红军则处处主动。从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红军出乎意料的行动,使他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红军北上,一、二、四方面军会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经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了这个地区。

  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接着又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镇,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从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的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懋功一带的)。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达到十多万人,红军实力大大增强。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待创建的新根据地需要具有三个条件: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经济条件较好。据此,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不久,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但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稍微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广大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体质十分虚弱,很多人在过草地时牺牲。右路军走了六天六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可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先后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指出“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恰逢此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陕甘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落脚地。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完整保存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

  1935年10月5日,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很不得人心,许多干部、战士要求北上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兵力减半,只剩下四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苏联归国的张浩也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取消另立的“中央”。这样,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破产,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长征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

  各路红军长征起止时间、经过省份及行军里程累计表 

  

部队名称

长征起止时间

长征经过省份(包括

出发和到达省份)

长征行军

里程累计

红一方面军

1934年10月至

1935年10月

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

2.5万里

红二方面军

1935年11月至

1936年10月

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青海、甘肃、陕西

2万余里

红四方面军

1935年3月至

1936年10月

四川、西康、青海、甘肃

1万余里

红二十五军

1934年11月至

1935年9月

河南、湖北、甘肃、陕西

近1万里

总计

1934年10月至

1936年10月

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

6.5万余里

  注:表中省份是按长征发生当年的行政区划和习惯称谓。按现今行政区划,红军长征经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计为15个,即: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南方红军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

  从1934年下半年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主力相继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

  在项英和陈毅的率领下,留在根据地的部队在策应、掩护了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进行分散突围,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众寡悬殊,也遭受重大损失。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率领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合,以油山为中心,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央分局还派赖昌祚到瑞金任特委书记,领导闽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派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去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在闽北、闽东、闽中、闽粤边、皖浙赣、浙南、湘南、湘鄂赣、湘赣、鄂豫皖边、鄂豫边以及琼崖等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

  面对着国民党当局采取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他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艰苦备尝。项英、陈毅等曾被困赣粤两省交界的梅岭多日,时时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当时,陈毅写下了感人诗句:“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表现出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时刻准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高尚情操。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曾高度评价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成为活跃在大江南北抗日前线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一部,在海南岛进行抗日斗争)。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和其他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积极组织并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中共满洲省委认真贯彻指示信精神,决定扩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关门主义,改善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其他抗日武装的关系。从1933年9月起,中共满洲省委把党领导的各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

  1936年2月,直接领导东北党组织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并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等人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各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了东南满、北满和吉东三大游击区。活跃在东南满地区的有第一军和第二军。1936年7月,第一军和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活跃在北满地区的有第三军、第四军和第六军。活跃在吉东地区的是第五军主力。1936年11月,以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为基础建立抗日联军第七军。

  除上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联军七个军外,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还建立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军。

  抗日联军11个军,共3万余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几千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在国内、国际革命形势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五四运动后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是支持这场运动的,但并不是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九二六年)》一文中回忆说:当时,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他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的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这年3月,李大钊同邓中夏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

  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在华期间,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同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然后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五四运动开始后不久,陈独秀在北京被军阀政府逮捕入狱;出狱后,为躲避军阀迫害,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并把《新青年》迁往上海继续出版)。经过考察,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的内容没有向外发表,但曾以此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作用。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它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以下活动: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还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如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东的《群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名录(58人)

姓 名

所属地方党组织

姓 名

所属地方党组织

陈独秀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德荣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汉俊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董必武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 达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潭秋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望道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包惠僧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玄庐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刘伯垂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邵力子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国恩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袁振英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子健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林伯渠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郑凯卿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雁冰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子俊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沈泽民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毛泽东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杨明斋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何叔衡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俞秀松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彭 璜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启汉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贺民范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 中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易礼容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大钊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子博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国焘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谭平山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邓中夏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公博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高君宇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谭植棠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何孟雄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李 季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罗章龙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王尽美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刘仁静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邓恩铭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范鸿劼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王翔千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缪伯英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申府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张太雷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周恩来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李梅羹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刘清扬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朱务善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世炎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宋 介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公培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

江 浩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施存统

旅日中共早期组织

吴雨铭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周佛海

旅日中共早期组织

  第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表示信奉英国学者罗素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指出,我们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但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占着优势。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不仅如此,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认识到,中国将来实现社会主义时,必有自己的特性。李大钊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种认识虽然还很粗略,但它对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却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驳斥了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修正派学说所主张的,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当作前车之鉴”。李达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我们应当实行“马克思还原”。毛泽东也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对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革命的方向。

  第三,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通俗的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广州有《劳动者》、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有北京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上海李启汉等在沪西开办的工人半日学校。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最初会员有370余人;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1300余人。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有1000余工人参加庆祝游行,并宣布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还开始发动工人举行罢工。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并给工人讲课。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李中,“以一师范(湖南第一师范——引者注)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并帮助陈独秀等组织机器工会。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第四,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俞秀松为书记。随后,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青年团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这些组织后来因成分复杂、意见不统一而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了活动。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这样,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3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引者注)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李达回忆说:经过交谈,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据当时一份档案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会议。出席党的一大的上述人员,平均年龄为28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

  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商定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军阀,但并没有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国情还了解和研究不多,对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严重地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刻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不可能认识清楚。

  大会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大会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这说明,党在成立时就十分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

  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通过的纲领还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尽管有这些规定,在党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成员的状况难免还比较复杂。就拿党的一大代表来说,后来也有分化:多数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中国革命事业,有的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人本来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还有些人中途脱离党,有的甚至背叛革命。这种现象,不仅对一个初生的党来说是并不奇怪的,而且在党后来发展为广大群众性的党的时候,其主体是由健全的坚强的分子组成,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杂有或产生某些不坚定分子、变节分子和异己分子。

  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深和封建军阀统治日益残暴和腐败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实世界的“对症之方”。至于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无法用它们来指引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因为社会改良的方案,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发展教育、科学和实业等以改造社会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永世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

  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成立前后,与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酝酿建党。1920年7月,一批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在蒙达尼公学集会。蔡和森在会上“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他还同李维汉等商量过“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问题。“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1921年夏,利群书社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1924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其后,中国青年共产党宣布自动取消,并令其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分子的共同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它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特点。

  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如前所述,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尽管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但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后期的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这个初生的党来说,理论准备不足可以通过学习加以弥补,经验缺乏可以在斗争的实践中进行积累,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党的弱点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不能同机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它就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附庸,就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能不处于秘密状态,以后更长期受到严厉的迫害和血腥的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由于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所以,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在斗争的实践中不可遏止地成长和发展起来。归根到底,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活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人没有遇到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党要搞好自身的建设,要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能不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

十、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使命,继承以往几代先进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9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过去的90多年,是党领导和依靠人民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90多年,是党领导和依靠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实现社会巨变并取得辉煌成就的90多年。

  党的十八大对党的90多年历史作了精辟总结,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其形成是合理的,成就是辉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更大胜利是必然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探索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体现着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曲折历史,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作为承载人类美好理想的社会思潮已存在近500年的时间。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20世纪初,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从此,社会主义的时代洪流汹涌澎湃,改变了20世纪以来的世界格局。

  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图存,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政治力量提出并实践过各式各样的救国方略。但无论是旧式的农民起义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还是革命,都不能担负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使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处在苦闷和彷徨中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全新方向。“走俄国人的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必然结论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

  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它的诞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9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第二件大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第三件大事,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紧紧依靠人民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九十多年长期奋斗基础上的。”由三件大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从在新中国执政之日起,就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己任;从开启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之日起,就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贯穿党的全部历史的一条红线。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确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决纠正“四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回顾历史可以看出,90多年来,党对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追求是一以贯之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奋斗探索的历程是充满艰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我们要尊重历史而不能割断历史,坚持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伟大觉醒而开创的,但也是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的不懈奋斗中走出来的,是在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继着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养料,承继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牺牲的夙愿和梦想,承继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践探索所创造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物质基础、制度基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表明,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正是在这种选择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也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形成发展,是合理的、必然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

  9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和推进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集中反映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围绕这一主题和主线,党进行不懈奋斗、理论探索、自身建设的光辉历史,集中体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充分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一,90多年党的历史,是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历史。

  翻开近现代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其他政治力量都没能挽救中国社会的沉沦,国家状况一天一天坏下去,民族历经屈辱和苦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人民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9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由此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三件大事揭示了各个时期的历史主题和党的主要任务,共同构成了90多年党的不懈奋斗史。三次历史性转变集中反映了党的不懈奋斗的巨大成就。

  第二,90多年党的历史,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

  道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关乎党的命脉。要完成和推进两大历史任务,就必须寻找正确的道路。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不可回避的艰巨任务。

  在党的艰辛探索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不懈探索,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深刻把握中国国情、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两次历史性飞跃,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波澜壮阔创新实践的结果。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是党的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指引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三,90多年党的历史,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纯洁性,不断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发展壮大的历史。

  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必须有一个“特殊的政党”来领导。这是完成和推进两大历史任务的根本前提。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不仅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与之相应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方式及活动规则在中国也行不通。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如何建设一个不同于以往所有政党的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旧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环境中,成功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同志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这一伟大工程,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党的建设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的任务,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强核心的目标,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继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以反腐倡廉为动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向前进。

  从“伟大的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性转变,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有力的组织保证。

  综观90多年,三件大事是对党的历史的纵向浓缩,而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则是对党的历史的横向展开。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统一于党领导人民为完成和推进两大历史任务而奋斗探索的伟大实践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中,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90多年不懈奋斗史,就是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党的90多年理论探索史,就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并创新理论的历史;党的90多年自身建设史,就是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不断锻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力量的历史。经过90多年奋斗探索,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已经生机盎然地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有着8700多万名党员、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3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满怀信心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党90多年来取得的根本成就,归根结底就是党和人民经过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发展的必然归宿,又在更高层次上包含了其他方面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成就是由90多年各方面成就积累而成的,是90多年所有成就的结晶。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过去革命道路的继续,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艰辛探索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起源于党局部执政时期,奠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历史上一切成就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集中体现和归结,从根本上充分展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作为90多年历史发展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巩固和发展其他一切成就的根本保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会化为乌有,甚至会使国家陷入内乱深渊。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根本保证。

  毋庸讳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并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曾经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只是在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之后,党才能够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辛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但也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两次大的挫折。这两次大错误、大挫折,都是由于党在独立自主寻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严重偏差而造成的。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既总结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成功经验,又汲取教训,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失误和曲折呢?没有一个政党是不犯错误的,重要的是能否从错误中总结、汲取教训。既要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也要从别人所犯的错误中学习,而自己所犯的错误往往是更好的教科书。错误能够成为正确的先导,但不是无条件地成为正确的先导,关键在于要善于总结经验、以史为鉴,真正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中国人民对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这固然因为党已经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也因为党犯过错误,并且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学到了许多在没有犯错误以前所不懂得或者不真正懂得的事情。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党的错误、失误和曲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在党的历史发展中也只是支流,而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完善,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怎样看待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呢?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但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曾经沧海难为水,事非经过不知难。综观90多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所不能比拟的。9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之所以震古烁今、举世瞩目,正是因为这些成就来之不易。其中,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既充满艰险又充满神奇,既历尽苦难又辉煌迭出。在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面前,党和人民饱受磨难而自强不息、历经曲折而愈挫愈勇、备尝艰辛而愈加成熟。这充分反映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遇变不惊、知难而进、化险为夷、百折不回的奋斗历程,也集中体现了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为一切困难所吓倒、不为一切风险所征服,千锤百炼而更加坚强,终能成功开创一个又一个胜利局面的历史逻辑。

  90多年党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始终坚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一个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是一个为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和巨大贡献的党。中国人民对这样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充满自信,对这个党创造的光辉历史充满自信,这是建立在对党的90多年历史事实充分尊重基础之上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要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进一步坚定对党的自信,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深刻总结党的90多年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一系列因素和环节构成的普遍趋势,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各种现象之间必然的、普遍的和本质的联系,进一步系统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丰富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成的,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这个“三位一体”的概括,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种形态,即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这种概括,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运动,是工人阶级争取全人类解放的运动;同时,它还是一种制度,是一种崇高、美好、理想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完整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和优势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构成了理论和实践、内容和形式、结构和功能的内在统一。“三位一体”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成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面向未来,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个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和要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进步,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是确定总布局、总任务的前提条件,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既不超前冒进,也不固步自封,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是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认识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必须按照“五位一体”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协调。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必须紧紧扭住这个总任务,一代一代锲而不舍地干下去。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

  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把握八项基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项基本要求,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八项基本要求是根据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需要,在改革开放以来党提出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总结6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它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形成了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略“五个基本”的格局。八项基本要求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人民群众新期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从主体地位、根本任务、必由之路、内在要求、根本原则、本质属性、必然选择、领导核心等八个方面,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八项基本要求既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又涉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还涉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正确指针。

  第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回顾90多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经过90多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即:“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个总体要求,从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有机结合的高度,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原则、路径、目标,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反映了党对新形势下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最新认识。

  党的十八大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深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90多年历史鉴往知今、开启未来。90多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是指引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当今中国和世界,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善于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俱进,才能保证党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和中国进步潮头,党和人民的开拓奋进才会始终有光辉旗帜的引领,真理的光芒才能转化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物质力量。

  90多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各国的国情不同,发展道路也必然不同,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固定不变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根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90多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人民是历史主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必须始终坚持同人民在一起,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确保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

  90多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不断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课题,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就能够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同志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向世人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必然性。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体现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之一。尽管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将长期占据优势,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它信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坚持以工人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和本质特征。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无可比拟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无往而不胜。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实际,代表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之所以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它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作出现阶段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从这个最大国情出发,确立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符合中国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无往而不胜。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最广泛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重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它坚持党的根本宗旨与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一致性,承诺并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最广泛牢固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无往而不胜。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方向是坚定的,成就是巨大的,前景是光明的。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懈探索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就一定能够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壮阔的发展前景。

  回首90多年党的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大幅提升,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大幅增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已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这个最伟大的梦想。

  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信心百倍。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再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新的辉煌。创造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人任重道远。已经创造90多年辉煌业绩的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胸怀理想、坚定信念,肩负民族重托和人民希望,把握历史大势、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进步,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坚信,只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到那时,党和人民事业必将揭开更加辉煌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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